我們黨開創中國革命理論的偉大曆史意義

作者：張海鵬（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産生了共産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這個重大論斷，是基于中國共産黨誕生以來中國走過的百年道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迹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迹而作出的科學判斷。那麼，1921年建立的中國共産黨，憑什麼可以經曆百年、執政70多年而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世界最大的執政黨，不僅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在慶祝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之際，有必要深入思考這個問題。這裡，我重點從中國共産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創中國革命理論的偉大曆史意義，談談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思考。

中國共産黨接受、發展了列甯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所創建的無産階級革命理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的。這個革命的基本點是無産階級通過中心城市起義，推翻資産階級國家，建立無産階級專政。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在資本主義俄國的基礎上發生的，盡管俄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很發達的國家。然而，近代中國卻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雖然已經有西方列強在華開辦的資本主義企業，也有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但是在中國全部經濟構成中，資本主義不占統治地位。在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占統治地位的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制。外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内有封建統治的根深蒂固。雖然經曆了辛亥革命，封建專制的君主統治被推翻了，但是在廣大農村，封建制度的根基仍被保存着。民國初年的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以及軍閥割據統治的形成，根本原因都是封建根基未能徹底鏟除。

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指導下，列甯領導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他在1919年組建共産國際的過程中，開始考慮在殖民地半殖民國家進行革命的指導理論。他在1920年寫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提出了這樣的設想：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稱為民族革命，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性質；民族革命要聯合農民；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産主義。但是，由于沒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國家指導革命的直接經驗，這樣的革命怎麼搞沒有明确，也難以上升為理論。 

中共一大明确提出，黨的奮鬥目标是“承認無産階級專政”，是要“與無産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這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認識，尚未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中共二大将“消除内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内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作為最低綱領，将“組織無産階級，用階級鬥争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财産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産主義的社會”作為最高綱領。這裡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問題，表明中國共産黨接受了列甯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 

但是，中國共産黨剛成立，對于怎樣反帝反封建，怎樣走向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還沒有自己的切身鬥争體驗。那時候，國際共産主義的經驗隻有巴黎公社和俄國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失敗了，俄國的起義成功了，但無論巴黎公社還是十月革命，都是發動城市工人階級舉行起義，奪取政權。這就形成了“城市中心論”的曆史經驗。1919年建立的共産國際指導各國共産黨的鬥争，能夠運用的經驗也就是中心城市起義的經驗。

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與中國的國情緊密結合起來

大革命失敗後，從1927年8月到1929年間，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城市和農村的大小起義有近百次。這一時期，由于受共産國際“城市中心論”的影響，無論在城市發動的，還是在農村舉行的，基本上以占領城市為目标。這也是當時中國共産黨人的基本共識。在大部分起義失敗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基于從事農民運動的經驗，從實際出發，在敵人統治力量較弱的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建立根據地思想，對于中國革命道路是極為重要的探索，到1930年，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争》《關于糾正黨内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從理論和實踐上論證了這條革命新道路的正确性。1930年，毛澤東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強調“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的情況”。這是一個完全正确的認識。這是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如何革命要有正确的理論指導。這個正确的認識，要為全黨所接受，卻付出了血的代價。在黨内“左”傾路線領導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等原因，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主力開始進行戰略轉移即長征。主持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路線領導人堅持“城市中心論”，不顧中國實際，機械地照搬馬克思主義，是導緻這次失敗的基本原因。

 長征開始後，随着紅軍作戰疊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驚醒了、教育了黨，才有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偉大曆史轉折。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後又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的軍事路線，從組織上保證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在1943年11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遵義會議隻集中解決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線的解決。換句話說，這是在黨中央确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新革命路線的地位。在黨中央确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革命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發展，明确了中國革命的正确道路。 

“城市中心起義”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在一定時期、一定國情下的成功範例。如果把它看作唯一的形式，概括為“城市中心論”，就把奪取政權的具體形式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等同起來。而中國革命是在工業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裡進行的。中國工人階級還不是很強大，但中國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立，在共産黨領導下，在軍閥割據的形勢下，一定地域内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農民鬥争的發展的必然結果”，根據地波浪式推進政權建設、深入土地革命、擴大人民武裝這一套辦法，才能堅定全國各民族群衆的信仰，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内部的瓦解。城市中心起義辦法不适合中國國情，而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辦法，适合中國國情。隻有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與中國的國情緊密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并根據這一理論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人，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認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點，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對1930年《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基本觀點的延伸。《論新階段》是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會作的政治報告，大會批準了這個報告。此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在黨内影響不斷擴大。正是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我們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到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1938年武漢淪陷後，中共在廣大敵後立足農村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争。敵後抗日遊擊戰争依托抗日根據地，依靠廣大農民支持，與盤踞城市的日軍相周旋。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國革命理論的發展。

中國革命理論是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重大貢獻

“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内容，是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寶庫的重大貢獻。中國的革命經驗證明，農村包圍城市也是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正确的道路。武裝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一般原理。是依靠城市起義來實現這個原理，還是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來實現這個原理，則要依據不同的國情，靈活運用，不可教條化。“武裝奪取政權”，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理的，城市中心起義和農村包圍城市都是實現這個原理的具體方法。

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在革命勝利之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産，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黨根據革命形勢的變化，提出使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具體設想。

“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思想極為重要。“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目的是在城市，是要把農業國變成工業國。1944年8月，毛澤東寫給博古（秦邦憲）的信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産，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内），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内）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别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這裡講清楚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即革命是為了什麼？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升官發财，革命不是為了保護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盡管從事小農經濟的人口占絕大多數），而是為了消滅小農經濟這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工業化，工業化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的經濟基礎。共産黨人的眼光不能僅僅盯着農村根據地，不能僅僅盯着小農經濟，如果那樣就是民粹主義。毛澤東這封信表現的思想，閃耀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 

1949年3月，毛澤東提醒全黨：“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這是一個極為睿智、極為重要的決定。這是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轉變，這個轉變正好體現了上面所舉的給博古那封信的思想，就是說農村包圍城市的目的不是農村，不是個體經營的小農經濟，而是城市，而是發展城市的現代化工業經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了實現這一目标，中國共産黨采取了一系列方針政策，确保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施，确保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 

學黨史，明未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提出，使我們黨找到了一條适合中國特點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的重要階段，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重要成果。這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中國共産黨成為執政黨以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曆史和社會實際，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産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産生科學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創新理論，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既區别于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又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黨的百年發展曆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懂得黨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貴，理解堅守黨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開創适合中國特點的革命道路，總結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論，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關于無産階級革命學說，為中國共産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新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建黨百年之際，這一偉大曆史功勳需要永遠銘記。